鑒別的原理,是唯物辯證的,既然鑒別的是書畫,就不應(yīng)拋開了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,而聽任旁證來立作戰(zhàn)。不掌握書畫的內(nèi)部規(guī)律,反映書畫的本質(zhì),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(chǎn)生的結(jié)果,是書畫不可認識論。
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,分清先后,怎樣才是客觀的、合乎全面規(guī)律的。具體的事物,要做具體的分析。在鑒別的范疇里,不能否認這些旁證所能起的作用,但要認識到的是,它所能起作用的條件。事實上,旁證的威力,對書畫本身的真?zhèn)尾⒉荒芷饹Q定性作用;它與書畫的關(guān)系,不是講同一體,而是從屬于書畫;它只能對書柳畫起幫襯的作用,而絕不可能立作論戰(zhàn),而且有時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畫反作用。它只能在對書畫本身做了具體分析之后,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圍內(nèi)能否起作用與所起作用的程度。因此,書畫本身,才是鑒別主要的、親切的根據(jù),也只有使這個根據(jù)立起來,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證,否則這些旁證縱然有可愛之處,卻都是帶有尖刺的玫瑰。翁方綱所藏的蘇東坡《天際烏云帖》,即使作了好多萬字的考證,來辨明它的真實性,但是他所藏的《天際烏云帖》還是不真,原因在于他始終沒有能觸及主要的一面。
我們不妨再來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證,究竟能起什么樣的作用。
仍從印章說起,歷代的書畫作者、收藏者,他們所用的印章,并無規(guī)律可循,因而無從知道他們一生所用于書畫的印章,是只限于某樣某式、某種文字、某種篆法的哪幾方,從而可以憑此為準的。北宋米芾曾說明過他以某幾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書畫上,但是,他又說還參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。還有一類可以知道一種印文只有一方的,如歷代皇帝的印章(但南宋高宗的紹興小印,卻不止一方)以及明項子京的“天籟閣”等印。此外,同印文,同一篆法,同一尺寸,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極為微細出入的印章,也是數(shù)見不鮮的。不但私人的名章,就連明黔寧王的印,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。這種現(xiàn)象,從元到清,大都是如此。文微明的那方印文半邊大半邊小的“文印微明”印,大同小異的就不止方?!昂馍健敝煳挠。鋈爰毼⒌挠趾沃挂环?br/>
各個時代書畫裝潢有各自特色,可作為鑒別斷代的輔助依據(jù)。如南宋宮廷收藏的書畫有規(guī)定的裝裱格式--紹興御府裝潢式,對不同等級的書畫采用什么材料來裝裱,都有嚴格的規(guī)定,如手卷用什么包首、什么綾子、什么軸心;立軸的用料的顏色、尺寸、軸頭等都有一定的格式。元代宮廷藏畫選擇專人裝裱。大德四年,"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為軸,以鸞鵲木錦天碧綾為裝裱,并精制漆匣藏于秘書庫,計有畫幅六百四十六件。"明代書畫的裝潢形式有進一步發(fā)展,書畫卷增加了引首,并且有的被寫上了字,有仿宣和裝窄邊的,也有用綾或絹挖廂寬邊的;立軸則有寬邊、窄邊之分,有的還加了詩堂。清代宮廷收畫的裝裱,有其特殊的風(fēng)格面貌。唐熙、乾隆時期,裝裱的用料和技術(shù)、形式各方面都比較好,卷、軸的天頭綾多為淡青色,副隔水多為牙色綾,臨近畫心那一部分多為米色綾(或絹),立軸有的有詩堂,有的則沒有,但一般都有兩條綬帶。立軸天桿上的圓曲是定制的,與非宮廷有顯著不同。嘉慶以后,宮廷裝裱的質(zhì)量逐漸低落,立軸的天桿逐漸變粗(晚期成為方形)一部分軸頭不再用紫檀、紅木了,而且顯得比較笨拙。手卷比康乾時期也顯得粗些。
印章的時代特征與氣息也是鑒別書畫的佐證。印章的時代氣息可從其形狀、篆文、刻法、質(zhì)地、印色等方面出來。宋代的書畫作品,鈐蓋上書畫家本人的印章為數(shù)很少,大多數(shù)書畫家在作品上并不鈐蓋本人的印章。宋代印章銅、玉居多,少量是其它質(zhì)料的。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(南宋未期出現(xiàn)了極少數(shù)油?。塾☆伾t而厚,水印顏色淡而薄。元代印章的篆文、刻法都有變化,出現(xiàn)了圓朱文印。質(zhì)料有木、象牙、銅、玉等,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。自元代王冕開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,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漸多起來。明代初期,各種石料的印章已相當普遍,篆文刻法也有新的變化,篆文每個字的停筆處,都比原筆畫略粗一點,但顯得較淡,并略呈黃色,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。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質(zhì)居多,其它如水晶、瑪瑙、銅、玉等均有。字體有古文篆體等到各種形式。這一時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,顏色也有濃淡之分,也還有少數(shù)畫家使用水印。清初,書畫家印章甩用的篆文變化并不大,但印章形狀、字體字形都有多樣化的趨勢。清代中后期的印章,篆文刻法有各種各樣的規(guī)格,如浙派、皖派和其它各種流派,大都以《說文解字》為主體。印色從為油質(zhì),水印已不見使用。
徐邦達
先生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書畫,14歲開始習(xí)畫,從蘇州老畫師李醉石學(xué)習(xí)繪畫,從趙時楓學(xué)習(xí)古書畫鑒定知識。后入當時海上書法家、畫家,鑒賞家吳湖帆先生之門,書畫與鑒賞能力日進,年不及三十,即以擅鑒古書畫于江南。20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工作。在長期書畫鑒定活動中,徐先生逐漸形成了高度重視書畫本身的筆墨,題跋、歷代書畫著錄、印章、紙絹、裝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關(guān)文獻的考據(jù)與實證,實行鑒考結(jié)合,絕不允許“模糊度”,與啟功先生提倡的“書畫鑒定中要有模糊度”恰恰相悖,體現(xiàn)出徐先生追求鑒定科學(xué)性的學(xué)術(shù)取向。他的鑒定方法具有如下明顯的特色:一是在鑒定中建立可供參考比較的
四是極為傾心梳理見于著錄的
。下僅舉徐先生通過筆墨鑒定書畫的個案,以窺其鑒定之一斑。筆墨與毛筆的特點與性能有關(guān),宋代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中載:“熙寧后始用無心散卓筆,其風(fēng)一變?!倍鴤魇赖臅x王珣的《伯遠帖》,其字筆畫吸墨不多,轉(zhuǎn)側(cè)也不靈活,轉(zhuǎn)折時往往提筆再下,分明用的是無心筆,此帖必贗本或臨本無疑。再看唐代孫過庭的《書譜序》、僧人懷素的《苦筍帖》、顏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杜牧的《張好好詩》等大都使用一種堅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筆,若用無芯軟筆定當無此效果。而傳為王羲之的《大道帖》(臺北故宮博物院藏),其筆畫潤豐圓熟,含墨極多,用晉代的有芯筆是寫不出來的,所以定為宋代米芾的臨寫本。徐先生著述宏富,已逾500萬字,近期由故宮博物院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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